每逢阴天下雨，彭绍辉左臂断肢处便疼痛不止，整夜难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越来越多。身体有病，对于彭绍辉来说并不可怕，怎么也能抗得过去。可是到了“文革”时，来自林彪。“四人帮”的迫害，使彭绍辉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。
彭绍辉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，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眼中的“民主派”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同样挨了整。1967年武汉“7·20”事件爆发，当时武汉有人来京向彭绍辉了解有关陈再道同志的情况，彭绍辉说：“陈再道，我知道。他是个老同志，是个好同志嘛！他有什么问题，我看是没有的。我敢打保票！”
就这样一句话，彭绍辉就被诬陷为“百万雄师”的黑后台。一连开了他4天批判会，责令他交待检查。后来，彭绍辉又被戴上了“彭德怀分子”、“贺龙分子”、“假党员”等大帽子，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
但是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士，却有一股坚强不屈的脾气，在他受审查期间，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，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，刻苦学习马列、毛泽东著作。不过他偶尔也唉声叹气，有一次妻子问他这是为什么？彭绍辉说：“丢下牛鞭子，拿起枪杆子，几十年来打仗，没有脱离过党，没有脱离过军队，我有什么问题？！现在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如何；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。这样下去，我真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啊！我要找毛主席。”
后来，在毛主席的直接于预下，彭绍辉恢复了工作。
当时，由张春桥、王洪文亲自操纵的“上海民兵指挥部”，在一些坏头头的把持唆使下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，而彭绍辉却偏要捅这个“马蜂窝”。就在1975年唐山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，彭绍辉提出：“会议的所有文件、讲话和典型材料不要发民兵指挥部，也不要提民兵指挥部。”彭绍辉还当着“上海民兵指挥部”的一个头头说：“你们那个指挥部不要再搞了嘛！再搞人们就弄不清那个指挥部说了算了！”
会后，有人将彭绍辉的这些话向“四人帮”告了状。彭绍辉却镇静地说：“我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，有真理在嘛，我才不怕呢！”
面对一些人的非难，彭绍辉也有其“杀手铜”，他曾经理直气壮地斥责一伙“造反派”：“我是毛主席的老乡，谁不知道？毛主席理解支持我，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。”
弄得那伙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进退了。
1968年1月的一天，彭绍辉胸部剧烈胀痛，妻子送他到医院去看病，在康生炮制的“医疗服从专案”的情况下，彭绍辉遭到冷遇，等了两个小时，无人诊断，只好回家。这样他的病就给耽误了下来。直到1970年他因患气管炎胸部透视时，才发现患了主动脉瘤，但这时瘤子已经很大了。
当彭绍辉知道自己患了这种致命的病以后，他仍泰然处之，精神上和以往一样，仍然十分乐观，照常担负大量繁重的工作。
这年的7月24日傍晚，在一个公园里，彭绍辉惊喜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。总理关心地问：“你的身体怎么样？现在副总长多了，你要注意休息啊！”
彭绍辉向总理报告说：“请总理放心，我还能坚持工作。”
谁知，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。1976年1月8日，彭绍辉闻讯周总理逝世后，大哭了几天，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。向总理遗体告别时，他沉痛地说：“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伟大的总理，这么多含泪悼念总理的群众，偏偏只有那么小的一间房子悼唁，真是岂有此理，天理难容！”
深夜，彭绍辉抱病含泪写怀念周总理的回忆录。真挚的感情跃上笔端，泪水滴落在稿纸上。
“天安门事件”时，彭绍辉因膀胱大出血住院，他让家里人做一个花圈，请秘书写上“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”，并要亲自坐车去天安门，几次劝阻都不成。后来，家人和工作人员只得开车送他去了天安门。
到了天安门广场，彭绍辉说：“这样大的场面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，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，这是悼念总理嘛！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。”
后来，警卫员只得请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，让彭绍辉看了这个悲壮的场面，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点。
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后，彭绍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。他深深担忧国家的命运，失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“四人帮”当道，党的前途、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呢？
彭绍辉一方面与“四人帮”作坚决斗争，同时加紧工作，以求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。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12点钟以后才睡觉，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，他却反过来劝工作人员休息。他对秘书和警卫员说：“你们年轻人觉多，早点去睡吧。”秘书对他说有些文件不急，可以明天再处理，他却说：“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！”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彭绍辉终于松下了一口气，可是身体状况却愈加恶化。他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，加倍工作。医生再三提醒他不能坐飞机，不能登山，就是睡觉翻身都应该注意。但他仍带病前往胶东某海岛参加业务会议。会后，又看望了驻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有关部队，并深入烟台、威海、莱阳等地了解民兵工作情况，参观民兵射击表演，与基层干部和民兵谈心。他还爬到山顶上视察边防战士的营房、伙房，和战士亲切交谈，问寒问暖，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和鼓舞。
1978年4月下旬，一连两天，妻子发现彭绍辉精神恍惚，似有剧痛，便动员他再去医院检查，他摇摇头说：“你老是让我去医院，明天挑选飞行员会议，我还要讲话。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去做。”妻子只好请了门诊部医生来到家里给他服药。4月24日，彭绍辉一早起来后，行动迟缓，面色苍白，妻子再次动员他到医院去看病，他还是摇头说：“我不去，下午的会我要讲话。”
那天他中午饭吃得很少，下午出席了会议，讲了1个小时的话，回到家后对妻子说：“今天我胸背部为什么这样剧痛，伤口也痛得厉害。”
只过了一晚上，即4月25日凌晨，彭绍辉因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，离开了人世，离开了他倾注了满腔热情的革命工作。
没有遗言，没有妻子儿女依偎在身边，彭绍辉将军就这样独自一人去了，像一缕炊烟飘散在明净深邃的西天边际。
一野十大虎将传奇--横戈马上——上将杨得志
横戈马上——上将杨得志
杨得志湖南醴陵人。1928年参加革命。曾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，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司令员，一野第19兵团司令员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1．杨得志提着那支土枪，迅速朝山上跑去，到跟前才看清：班长躺倒
在地，被子弹打穿的肠子流了一地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杨得志。”
“多大啦？”
“十七。”
“家住哪儿？”
“湖南醴陵南阳桥村。”
“哦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呀？”
“有爸爸、姐姐，还有刚才叫杨海堂的就是我哥。”
“行，就留下来当红军吧！”
“是！”那个自称“杨得志”的人，立刻喜上眉梢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这是杨得志报名参加红军时的情景。
杨得志怎么也忘不掉这一幕情景，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。
这是1928年1月。
杨得志是随他哥哥一起来报名参军的。在这之前，他和他的哥哥在衡阳修路工地当“挑脚”。也许是从小吃苦经受了锻炼，小小的年纪，160多斤的担子，杨得志应付自如。只是工头太刁，常常克扣工钱。杨得志兄弟俩合计了一下，觉得比以前在安源煤矿挑煤还稍强些，便坚持了下来。
现在红军来了，路也不修了，他便和哥哥一起投奔红军来了。他哥杨海堂先报的名，被分在师属特务连。
杨得志被留在师部当了一名通信员。以后才知道，他们投奔的是红7师，是朱德、陈毅领导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一支队伍。
当了红军的杨得志，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，他不怕吃苦，干什么都很卖力，脑子又很灵亮，干什么都干得很漂亮。
只是有一点，他感到不满意，他想得到一支枪；在他看来，没有枪，怎么能算个兵呢？可是，当通信员，给他的仅仅是一杆梭镖，甚至连军装也不发，穿的还是原来的破棉袄，盖的还是带来的破棉被，惟一能证明和老百姓区别的，就是一个土布做的红袖章。
杨得志很羡慕那些背着枪的士兵，他想：哪一天，我也像他们一样该多好啊！
他听人说，只有战斗连队，才能享受到有枪的待遇。
于是，他盼望有一天能被分配到战斗连队。
一天，杨得志接到命令，让他到师属特务连去当战士。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他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。这样，他可以领到一支枪了！
杨得志来到了特务连3排7班。7班长热情地迎了上来：“你是杨得志同志吗？”
“是的！”杨得志回答。
班长接过杨得志手中的行李，说：“我是7班的班长，我代表全班欢迎你2”
“我一定和同志们一起多打胜仗。”杨得志说完，跟着班长走进了屋内。